《史记》是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自问世以来就备受关注，两千多年来，对《史记》的阅和研究从未停止过，也留下了众多的《史记》研究成果。《史记》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的政治、教育、史学、文学等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中日文化的相通及差异，《史记》在日本具有独特的价值。中日两国学者的《史记》研究既有共性，也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在《史记》传入日本的一千多年间，特别是江户时代以来，日本学者的《史记》研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研究逐步深入和细化，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色，在版本、校勘即专篇研究出现了大量研究著作。在一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中国学者。关注日本学者《史记》研究方法和成果，探究日本《史记》学发展的脉络，比较中日《史记》研究的差异及相互影响，对《史记》研究领域的拓宽以及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入开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以下简称《考证》）是继《史记》三家注后对《史记》的一次全面注释和整理，是上世纪《史记》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泷川资言在参考中国南宋黄善夫刊三家注本、元彭寅翁刻本、明柯维熊刻本、明秦藩刻本、明南监刻本、明凌稚隆《史记评林》本、清代张文虎所校勘金陵书局本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日本所藏各种写本和刻本，对《史记》进行了全面校勘。

广泛征引中国和日本学者的《史记》研究成果亦是《考证》的一大特色。据泷川资言《史记考证引用书目举要》统计，《考证》中引用中国著作100多种，日本著作20多种。《考证》汇集众家之说，将其附于《史记》相关文字下，并加以考辨和说明，这些详实的资料既反映了中日两国《史记》研究的成就，同时也为比较中日两国《史记》研究的特点和不同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特别是其中所引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国内很难看到，十分珍贵。泷川资言在博采众家之说的基础上，还对很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前代学者的说法进行了分析和考证。总体而言，《考证》中泷川资言所作之“考证”部分，态度审慎，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不轻易下断语，不妄加解释。这部分“考证”内容，是正确评价泷川资言《史记》研究成就以及判断《考证》一书价值的重要依据，同时也为《史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新材料和新角度。

此外，泷川资言还从日本古刻本《史记》所保存的日本学者的批注中辑佚《史记正义》佚文一千余条，随着《考证》的出版，其所辑《史记正义》佚文也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引起学术界对《史记》三家注佚文问题的全面关注。

泷川资言《考证》对《史记》正文、三家注以及征引众家之说并发表己见的“考证”部分全部进行了点断。总体而言，《考证》断句较为精审，但也间有失误。遇点断有歧解之处，泷川资言以“考证”的形式，对诸家说解进行综述，并下己意。当部分文句因文本本身有异文无法考订，采用任何一种点断都有可能导致误读时，泷川资言往往不作点断，而只是在其后的“考证”部分罗列各家之说，供读者参考。

综上，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考证》仍是收集资料最丰富的《史记》集注本，是《史记》注释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研究《史记》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

《考证》初印本是1931年至1934年间在日本是分批出版的，问世至今已有八十余年。由于《考证》初版的印刷数量不多，一般读者只能利用后来的影印本。1955年，中国大陆为纪念司马迁诞辰2100周年，由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了《考证》，其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北岳文艺出版社（1999）、新世界出版社（2009）又推出《考证》影印本。在台湾也有多家出版社出版《考证》影印本，大陆、台湾诸多《考证》影印本的出现使研究者受益不少，但这些影印本都是对日本出版的《考证》初版本的影印。

1956年至1960年，日本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刊行会（设东京文理科大学汉文学教室内）陆续出版了《史记会注考证》的改正本十册。改正本对初版《考证》中一些明显的错误用挖补的方式做了订正。但改正本《考证》中仍有不少错字，这些错字有的是泷川作《考证》时引文疏漏所致，有的是在《考证》抄写刻印过程中产生的讹误。这些错字的存在造成了文句的不通，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和使用。

2015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杨海峥整理的标点本《考证》，是以日本史记会注考证刊行会出版的“改正本”为底本，在广核众本认真考辨的基础上，指出“改正本”中存在的讹误并加以改正。同时对《考证》全书用现代标点符号进行标点。标点时尽可能保留《考证》原有点断不做改动。《考证》引用前代典籍及各家之说的部分，有些点断确系错误，且与“考证”内容无涉，标点时则予以改正；与“考证”内容相关者，则仍按《考证》原来的断句标点，力求全面真实地展现泷川对《史记》及相关典籍文献的理解，进而把握日本学者阅读和理解中国典籍时的特点和规律，亦可与目前通行的《史记》点校本比较异同，论定是非。

整理标点本《考证》共八册，353万字。《考证》整理本选用质量更好的“改正本”为底本，校订讹误的同时对《考证》全书加以新式标点，重新排版印行。这是此本与之前大陆及台湾已出版的各种影印本《考证》的根本不同，也是其学术价值所在。整理标点本《考证》的出现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底本有据、资料丰富、更便于阅读使用的《史记》版本，对中日两国的史记研究也会起到推进作用。

2022年4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修订本《史记会注考证》。

1959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的出版，是总结此前《史记》研究的最大成果。点校本由顾颉刚、贺次君标点，宋云彬参考顾颉刚、贺次君标点本重新标点并编辑加工，最后由聂崇岐覆校。这个集中了当时国内一流学者点校整理出来的本子，以清代著名的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又进行了大量的校勘工作，可以说是《史记》的一个全新版本。问世之后，成为海内外发行量最大、最通行的《史记》版本。此书全卷末有《点校后记》说明选择底本和点校原则甚详，对今天古籍的点校整理还有指导的意义。2013年，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出版，在前言中提到将《史记会注考证》作为五个参校本之一，认为“此本为晚出而具有重要影响的《史记》版本。”

为更好地疏解文意和考订史实，历代学者在为《史记》作注的过程中，多关注对《史记》文句的点断。《史记》三家注，特别是《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多用“定字”、“定句”、“絶句”、“句”、“一句”等来明确《史记》断句，疏通文意。明代凌稚隆的《史记评林》对《史记》全书进行了点断，清代吴见思的《史记论文》和吴汝纶的《桐城吴先生点勘史记》亦致力于此。另外，梁玉绳《史记志疑》、张文虎《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李慈铭《史记札记》等考校《史记》的专著以及王念孙《读书杂志》、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著作中论及《史记》的部分，也都对《史记》文句点断多有考辨。

泷川资言《考证》对《史记》正文、三家注以及征引衆家之说并发表己见的“考证”部分全部进行了点断。

《考证》的点断符号有“•”“、”“。”三种，这三种符号的意义、用法如下：

“•”号，表示并列的词或词组之间的停顿，大概相当于现代标点符号中的顿号。如《五帝本纪》：“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

“、”号，通常为一句话中一般的停顿，停顿大于“•”，小于“。”，大概相当于现代标点符号中的逗号。如《五帝本纪》：“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号，用于文意完整的句子之后，大概相当于现代标点符号中的句号。举例如上。

《史记》十表中表格部分，也许是受篇幅格式的限制，《考证》省去了表示并列关系的“•”号以及表示文意结束的“。”号，只是用“、”进行了粗略点断。

遇点断有歧解之处，泷川资言以“考证”的形式，对诸家说解进行综述，并下己意。当部分文句因文本本身有异文无法考订，采用任何一种点断都有可能导致误读时，泷川资言往往不作点断，而只是在其后的“考证”部分罗列各家之说，供读者参考。

总体而言，《考证》断句较为精审，但也间有失误。此外，泷川资言作为日本学者，其对汉语的语感及断句习惯与中国学者亦有所不同。《考证》的一些标点意见，精确得当。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文字脱讹不明，龃龉难通之处，泷川氏能够在细致分析准确判断前人说解的基础上给出正确的标点思路，而不是刻意求奇以曲解文意；二是非常注重考核他书文献，与《史记》进行对读比较，通过对其中相关文句的辨析，准确判明标点的位置。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在标点时也吸收了《考证》的标点意见，特举两例说明：

1. 《史记会注考证•魏世家》47页，左1行，“魏得韩以为县、卫•大梁•河外必安矣。”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1862页，右3行，标点为“魏得韩以为县卫，大梁、河外必安矣。”

《战国策》述此段史实，谓“韩是魏之县也。魏得韩以为县，则卫、大梁、河外必安矣。”鲍彪注卫为国名，金正炜引《国语•齐语》“以卫诸夏之地”，认为“卫”为遮蔽保卫之意，“卫大梁”连读属上为句。 不论哪种训释，“县卫”连读都不妥。“县”当属上句，《考证》点断不误。

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本2238页改为“魏得韩以为县，卫大梁，河外必安矣。”

2. 《史记会注考证•扁鹊仓公列传》54页，左4行，“文王病时、臣意家贫。欲为人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中华书局点校本2814页，右5行，标点为“文王病时，臣意家贫，欲为人治病，诚恐吏以除拘臣意也，故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

泷川按：言常不定名籍所属，名籍，户籍也。《正义》此句下注“以名籍属左右之人。”移，迁移。名数，户籍，户口。左右，指邻里乡亲。故移名数左右，指户口经常迁移不定。若以“左右不修家生”为句，则“不修家生”的主语由扁鹊变为了“左右”，与文义不符。《考证》标点较贴切。

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本3382页左5修订为“故移名数左右，不修家生，出行游国中，问善为方数者事之久矣”。

善于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是日本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特质。日本对汉文化的接受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其间在接收观念、接收方法上又经历了几次演绎和变化。日本学者接受汉籍过程中所呈现的相关特征不仅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的海外流播提供了某种研究思路和探究视窗，同时也可为我们审视自身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