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早春时节，由共青团中央、全国总工会等9家单位开始倡导的“五讲四美”活动，像春风一样吹遍了祖国大地，催开了亿万朵精神文明之花。曾经担任过文化部常务副部长、中国文联党组书记的高占祥先生，在八十年代初期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正是在他的主持和推动下，“五讲四美”口号得以最终确立，并轰轰烈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谱写了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精彩篇章。

1978年金秋十月，一纸调令传到了山西省高平县宋家沟，交到了正在树上摘梨的高占祥手中，内容是调任高占祥到团中央工作。两天后，在山沟里战天斗地五年，被称为“高占山、高铁人“的高占祥就站在了宽敞漂亮的团中央大楼里。用高占祥的话说，这令他觉得不真实，颇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反差感。

1978年10月16日，高占祥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出席大会的代表共2000人，代表了全国4800万团员。会上提出并阐述了新时期青年一代的光荣使命。可以说，共青团“十大”是动员全国和各族青年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誓师大会。

共青团“十大”选举组建了团中央领导班子：第一书记韩英，常务书记胡启立，书记处书记有胡德华、刘维明、王敏生、高占祥、周鹏程、李海峰等人。

高占祥分管宣传工作和思想道德教育，他初来乍到，对宣传工作和思想道德教育空有满腔热情，却不知道从哪儿下手，白天在办公室急得团团转，夜里躺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却依然想不出点子来。

团中央干部韩英（左一）、胡启立（左二）、高占祥（左三）等人到小学校观看道德风尚歌咏比赛

高占祥思来想去，决定去请教团中央的老书记胡耀邦同志。有些材料上说“高占祥去中南海胡耀邦的办公室……”，其实高占祥当时去的是东城区灯市口富强胡同，胡耀邦的家中。

高占祥见了胡耀邦，鼓起勇气向他请教：“耀邦同志，我刚来团中央工作，您给我出点儿主意吧！”

胡耀邦接下来的一番话，被高占祥完整记录下来，在后来的日子里经常提到，用来鼓舞着自己和他人。

胡耀邦说：“团中央这个地方不是好来的。没有拼搏精神的不要来，没有好的作风的不要来，不刻苦学习的不要来，不干实事的更不要来。你到团中央工作，要有一种拼劲、闯劲、韧劲，一定要办实事。要办实事，一定要找到一个具体抓手，找到这个抓手就要不放，一抓到底，就要一浪接一浪、一浪推一浪、一浪高一浪去推动它。要真刀真枪地干，一件事不干则已，要干就干到底，干出个名堂来。要记住，想搞好团的工作，一定要找到具体抓手。”

高占祥当时忙追问：“耀邦同志，您讲的太好了，那您先告诉我具体抓什么，我一定好好抓。”

胡耀邦把脸一绷，严肃地说：“这个抓手是什么，别问我，还让我给你们去找抓手去呀？那你们是干什么的？抓手要靠你们自己去找，从调查研究中找，从实践中找，抓手是什么，你别问我，要去问青年，要去问群众！”

团中央宣传部同志合影，从左至右依次为冯军、魏久明、高占祥、罗华宾、李传华、江洪、张希钦

高占祥回到团中央，和魏久明等人商讨如何遵照胡耀邦同志的指示，从实践中、从群众中找一个“抓手”。经过讨论决定，团中央宣传部分成几路，去下面搞调查研究。先去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哈尔滨、锦州这些大城市的工厂、学校、街道、少管所等处调查

从调查中，高占祥深深感到，十年浩劫对传统美德的批判和践踏，导致了道德滑坡，毁掉了人们原有的文明礼仪，是非颠倒、荣辱易位，文明、礼貌、道德修养统统被打成“封资修”的印记，千百年来的民族传统美德也都被诬为“四旧”加以摈弃。

青年人没有受到守秩序、讲文明的教育，相反熏染他们的是所谓的“斗争哲学”，即捣乱哲学。不讲友爱、不讲道德、不敬父母、不尊师长，却被封为“反潮流”的“闯将”。什么“对着干”呀，什么“斗争就是政策”啊，什么不做“小绵羊”啊，什么“乱得有生气”“横扫”“风暴”“革命的打砸抢万岁”。

调查回来后，高占祥在全国十二城市，北京、天津、重庆等地接连开展道德教育讲座。经常夜里写文章，白天到电视台，以及各地去讲，主要内容是帮助青少年树立远大的理想，为建设“四化”贡献力量。

高占祥讲道德教育

从1979年6月到1980年7月一年间，高占祥在北京、天津、上海、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哈尔滨、厦门市、中央团校、全国治安会、北京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地区和机关媒体上作了二十多次报告，为青少年道德教育奔走呼号。部分报告的题目摘录如下：

《青少年道德教育刻不容缓》《加强青年道德教育是一项战略任务》《大力加强青少年道德风尚教育》《把青少年道德教育切实抓出成绩来》《全民动员，抓好青少年教育》《道德教育存在的三个问题和加强道德教育的五点意见》《必须把青少年的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结合起来》《道德教育要考虑的五个问题》《家道德教育的四条经验和八点措施》《怎样提高青少年的道德品质》《一浪接一浪地推进青少年的道德品质》《围绕四化建设开展道德教育》《要做道德教育的促进派》……

如今，这些文章都收录在《高占祥文艺集·道德演讲录》中，作为史料价值留存。

《高占祥文艺集·道德演讲录》

除了讲座外，高占祥与团中央宣传部的同志还在十二个城市搞了试点，安排了道德教育比赛的活动。山东那里搞了环境卫生美化城市的活动；天津开展了小红花活动；无锡举行了“三美”教育，各地的活动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这些道德教育活动搞得都挺好，但是高占祥觉得应该有一个规范化的提法，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道德观念，统一号召和倡导。古人有“三纲五常”等易记、易懂、易传播的道德规范，那么今天为什么不可以提出一些简明扼要的道德口号呢？

按照这个思路，高占祥与团中央宣传部的同志一起研究，借鉴了各个城市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在青年中开展“五讲五美”活动的建议。“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五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仪表美、环境美。

“五讲五美”初步确定后，在镇江召开的共青团市委扩大会议上，听取意见时，第一个波折出现了。有人强烈提出要去掉“仪表美”。

他们说：“现在的青年就够臭美的了，再提倡仪表美，那还了得，那就会引导青年去追求奇装异服、描眉点唇、涂脂抹粉，去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腐蚀青年的思想，那不是把青少年引向邪路吗？”

在一片反对声中，高占祥受到了强烈的冲击，这等于上纲上线了，给他上了“带青年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线。去掉吧，太可惜；不去掉吧，又怕整个方案通不过。最后只好“弃车保帅”，接受去掉“仪表美”的意见，将“五讲五美”改成了“五讲四美”。

高占祥事后每次提起来，都说去掉“仪表美”是他的一大遗憾。如果“五美”里必须去掉一个的话，他更倾向于把“环境美”去掉，因为其他四条“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仪表美”都是对青年自身道德修养提出的要求，而“环境美”相比较而言则隔的远了一些。但当时拥护最多的就是这个“环境美”。

接着，又出现了激烈的第二个波折。有人提出：“美是有阶级性的，心灵美的提法有宗教色彩，不能用！”

高占祥针锋相对地反驳说：“怎么不能用？革命导师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说：‘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武装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

有人强辩说：“在列宁著作中用‘心灵’，那可能是翻译得不准确。”

高占祥又辩道：“如果说列宁的话有个翻译问题，那毛主席的话可没有经过翻译吧。他老人家讲‘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灵魂’更有宗教色彩吧？‘灵魂’二字都能用，我们为什么连‘心灵’二字都不可以用呢？”

众人被高占祥说得一时语塞，有人干脆提出，只要“五讲”就行，就直接共青团高举“五讲”的旗帜，不用提什么“四美”。于是，围绕着要不要“美”又产生了激烈的辩论。

有人上纲上线：“现在小平同志正提倡艰苦奋斗，而你却提倡‘五美’，这是什么意思？这要把青年引向何方？”

高占祥说：“我们要把青年引向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向！”

他们却说：“你说得倒好听！”

有些人也附和：“对！我也赞成去掉‘五美’，只要‘五讲’！”

高占祥坚持说：“那不行！青年喜欢的不是‘五讲’而是‘五美’！”

白天会上争论得很激烈，一直到散会也没有结论。转天接着开会讨论，有人问高占祥：“你总结了这几美，你说说什么叫美！”

高占祥说：“美学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你要问我什么叫美，依我看，丑的反面就是美，提倡美，弘扬美，是没有错误的。

几番争论过后，在高占祥的坚持下，最终“五讲五美”丢了一美，变成了“五讲四美”保留下来。

“五讲四美”的口号确定后，为了造声势，团中央主动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八个单位联系，拟联合发出倡议，号召在全国开展“五讲四美”道德教育活动。

高占祥和魏久明等人带着决议草案，一家家去商量汇报，求得人家签字同意联合发倡议。中间费了不少的口舌和心力，有时候碰上主管领导不在，还得多次登门。

协调好了之后，高占祥代表团中央又找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刊登倡议书，谈了多次后，确定在1981年的2月25日发稿。但是到了2月24日的下午3点多钟，新华社的工作人员突然打来了一个电话说：“占祥同志，送来的倡议稿子，原来商量的是明天发出，现在我们的总编要问一下，发这个倡议，你们请示了中央没有，中央对这个倡议有什么批示没有？”

高占祥脑子轰地一下子，说：“没有请示中央，这个‘讲文明’‘讲礼貌’的倡议，中央一直关心着，这么好的事，还用请示吗？大家一直是赞同的，中央也肯定同意。”

当时新华社的同志非常坚决地说：“若没有向中央请示，那我们就不能发稿。”

高占祥一听就着急了，说：“我们费了多大的劲儿，这明天不发，可不成啊，求求您了，给发了得了，不会有问题的。”

对方为难地说：“占祥同志，我们这里有规矩，向全民发倡议，必须有中央的批准啊，您再说好话也不行，这样吧，明天先不登了，等您请示了中央再说。”

高占祥和另外八家单位说好了明天见报，人家明天一找没有，这不成了骗人家了。他对新华社的同志说：“您先别撤版，我现在就找中央。”

高占祥说那时候自己年轻，胆子也大，敢闯敢干，他用专用电话直接联系了主管团中央的宋任穷同志。因为宋任穷当过组织部长，都叫他宋部长，曾经给毛主席写过一封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信。

电话接通后，高占祥说：“宋部长您好，我是占祥，向您汇报个事儿，我们大家都知道您特别关心培养革命接班人问题，我和团中央都非常拥护和赞同您的意见，我们要贯彻这个方针，现在要提倡在青年中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都是让青年学好的，我们几家单位都赞成……您觉得我们这个倡议好不好？全国推广行不行？”

宋部长边听汇报，边在电话中一直说：“好哇！好哇！”

高占祥在电话里忙不迭地说：“谢谢您，谢谢您。” 结束和宋部长的通话，他马上又给新华社挂电话，说：“我请示了宋任穷同志，就倡议向他作了汇报，宋部长连着说了三个‘好’”。

新华社的同志说：“您等一下，我用笔记一下，几点打的电话，哪个中央领导同意的。”过一会儿说：“行了，没问题了，明天就可以发。”

于是第二天，也就是1981年2月25日，《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正式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这个倡议立即得到了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和公安部等单位的响应。2月28日，这5家单位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通知》，表示支持团中央和全国总工会等9家单位的倡议，并把这项活动当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来抓。从此，“五讲四美”活动得到了社会的普遍承认，在全国广大城市、农村、工厂、学校、机关、商店、街道、部队红红火火地开展起来了。

1982年2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该报告根据团中央等单位的意见，建议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文明礼貌月”。

“五讲四美”活动宣传画

“五讲四美”活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赞扬，群众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这个倡议是粉碎‘四人帮’后人民一大高兴的事，道出了千千万万中年、壮年、老年人的心声，个个为之快慰，人人为之鼓舞！”还有的人说：“‘五讲四美’活动上合国策，下得民心，真是太好了！”“五讲四美”活动还受到了罗马尼亚、日本等国际友人的高度赞赏和评价，美籍华人作家代表团为此也给党中央写了信，称赞这一活动。

经过三四年的活动实践，全国各地在三个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社会上“脏、乱、差”现象和不良风气大为改观；二是青少年犯罪率急剧下降，广大青少年成为转变不良风气的突击队；三是促进了干“四化”“新长征突击手”活动的发展。当时全国成立了50多万个青年服务队和“学雷锋小组”，为困难群众送温暖。清华大学的学子们响亮的喊出了“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成了新一代青年的共同心声！

“五讲四美”活动是德育和美育相结合，开展得富有成效，实现了特殊历史时期青少年思想观念、道德追求和行为准则的拨乱反正，开创了亿万青少年自我教育、健康成长，生动活泼发展的新局面。为了激发青年奋发向上的精神，团中央在全国表彰了“十面红旗、一百五十名标兵、一万名突击手”。一个学先进、赶先进、争先进的浪潮在全国兴起，推动了亿万青年在新的长征路上阔步向前！

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小学“五讲四美”宣传队

北京宣武区“综合包户队”看望九十多岁的老大爷

北京市少先队员抬着“红领巾街”路标向西单行进

成都市在“文明礼貌月”活动中开展“为您服务”活动

江苏省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少先队员走上街头宣传“五讲四美”

团中央韩英（后排左四）、高占祥（后排左一）等人践行“环境美”，到夏县郭道大队参加“绿化祖国”活动

清华大学化学系七二班的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981年高占祥（下图右前二）祝贺“婚事新办”共青团员的报道

报纸对“五讲四美”活动的宣传报道

1、去掉“仪表美”实在可惜。对于这个事儿，从“五讲四美”口号通过的那一天，高占祥就感到遗憾，一直不能释怀。

2、“五讲四美”加上了“三热爱”也是遗憾。高占祥觉得“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热爱党”虽然都是好的，但与“五讲四美”，一个是伦理范畴，一个是政治范畴，合而为一，从理论上讲不恰当。从对象上讲，一加上“三热爱”，港澳当时就不提了，海外也不提了，这就产生了局限性。如果非要求全，再加上“两反对，一支持”，变成“五讲四美三热爱两反对一支持”，那才全啊，但不是那么回事儿。

3、1985年，根据经济改革全面发展的要求，中央有关部门认为精神文明建设贵在坚持经常，决定不再开展集中的“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引导活动向创建城乡文明单位、加强精神文明的基础性和制度化。如此一来，为“五讲四美”活动降了温，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实为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