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大地比作文化的沃土，书籍便是这片沃土上长出的庄稼。在电子读物问世之前，纸质书本的种类与拥有量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高度的标尺。没有人喜欢寸草不生的大地，也没有人不喜欢葱茏茂盛的田野。

宋朝是中国文化的高峰，重文仰武的国策贯彻始终，使得赵宋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文化最为强盛的国家。宋朝的第三位皇帝真宗赵桓鼓励世人读书，写了一首《劝学诗》，其中“书中自有黄金屋”与“诗中自有颜如玉”这两句被广为传颂。我三四岁的时候，我的一字不识的母亲便教我念这首诗。长大后我很诧异，不识字的母亲，是怎么背会这首诗的。

因为母亲的教导，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如今年过花甲，深深感到我当了一辈子的读书人真是一件幸事。能读到一本好的书，如同交了一个好朋友；看到一册善本书，犹如见了一个钦慕已久的古人，那一份欣喜难以言表。

这次永乐大典湖北巡展，让我能有幸看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三册《永乐大典》副本原件。幸何如之！

关于《永乐大典》这一部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自它问世七百余年来，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中的地位，以及它问世之后所经历的各种变迁与灾难，已有不少的专家们作了细致与系统的研究。我再来讲这部大书的前世今生，也不会有什么新意，因此也就不讲为好。但是，我还是有几个因为《永乐大典》而衍生的话题，在这里说出来与诸位分享。

第一个话题：永乐皇帝为什么要编纂《永乐大典》

永乐皇帝朱棣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被朱元璋封在北京，称为燕王。朱元璋接受了先朝长子接班的制度，由太子朱标承继帝位。朱标早夭，朱元璋又让皇长孙朱允炆入继大统。朱元璋驾崩，按他的遗言朱允炆当上了皇帝。既然是先帝遗命，朱元璋二十多个被封为亲王的儿子大多数还是服从并拥护的。但有一个除外，这便是燕王朱棣，他认为朱允炆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没有让人服气的文治武功，不足以号令天下。于是发动了一场政变，从北京发兵打到当时明朝的首都南京，抢走了朱允炆的帝位。这场夺权之变，史称“靖难之役”。叔叔抢了侄儿的皇帝位，并终止了朱允炆的年号，而将夺位的1403年定为自己的年号永乐元年。尽管是自家的纠纷，但在天下的读书人看来，仍是违背正统的谋逆之举。

当上皇帝之初，朱棣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追随建文帝的，多半是江南的读书人。这些人的内心仇视朱棣。虽然朱棣对朝廷中忠于建文帝的文臣无情地镇压，但他不可能杀尽天下的读书人。为了缓和与江南士族的关系，朱棣便想到了编辑《永乐大典》这部大书。

这一动机的产生，还有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他一怒之下杀了江南文人的领袖方孝孺。却说朱棣在北京发动战争进攻南京之时，他的第一谋士，人称“黑衣宰相”的姚广孝为他送行。姚广孝是个出家的和尚，当年朱元璋分封儿子为各地的亲王，为了让这些亲王们在封地能与民为善，起到化育一方的作用，他给每一个亲王配了一名深谙佛法的和尚随行，让他们朝夕之间都能向亲王们宣讲佛法，以息杀伐之心。分给朱棣同行到燕京的就是姚广孝，因为姚广孝穿着一身和尚的缁衣，除了佛法，又特别喜欢政治，故人们称他为“黑衣宰相”。

     为朱棣南征送行，姚广孝特别叮嘱，建文帝身边有个谋臣叫方孝孺，此人是建文帝的老师，对建文帝忠心耿耿，殿下您打进南京，方孝孺必不肯投降，但您千万不要杀他。朱棣问此人为什么不能杀，姚广孝说：方孝孺是颗读书种子，你杀了他，这大明天下就没有读书的种子了。这句话朱棣听进去了。打到南京后，建文帝不见踪影，生死未卜，但方孝孺却被抓住了。朱棣开头对方孝孺礼敬有加，希望方孝孺能写一篇文章赞颂他的“靖难之役”，并作为文臣之首领衔进表祝贺他接任皇帝，方孝孺严辞拒绝了朱棣的请求并怒骂其为无耻之人。朱棣哪受得了这个？他怒吼说：“你就不怕我诛你九族？”方孝孺回答：“诛我十族又何妨？”话说到这个地步，再无转弯的可能，朱棣当即下令将方孝孺处死，并在九族之外，加了学生这一族凑成十族，拘押起来统统处死。

方孝孺事件，在中国历史上，不亚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统治者与读书人，即政统与道统的撕裂，在当时来看已是非常严重。

在各种文献记载中，从没有看到朱棣对诛杀方孝孺有过任何忏悔的记录。在北京当燕王时的朱棣，最大的兴趣是舞枪弄棒，读书对于他来讲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吟风弄月，煮雪烹茶的文人习气为他所不屑。如果朱棣仅仅只是一个燕王殿下，他的好武而轻文的粗暴性格倒也不会在国家的层面上造成影响，但朱棣从燕王变成了永乐皇帝，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中国有一名老话，叫“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只对了一半。我认为完整的表述应该是“得民心者得社稷，得道心者得天下。”民心与道心，二者不可偏废。这个“道”，就是孔夫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那个道，是道德的道，也是道法的道。民心的主体是人民，道心的主体是读书人。皇帝九五至尊，哪能天天都能见到老百姓？但读书人不一样，他们天天都跟老百姓在一起。如果说皇帝是规则的制订者，那么，读书人就是规则的解释者。读书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当官，替皇上管理天下；一部分从事各种专业技艺及教育工作，既服务朝廷，更多的则是服务于民众。从社会管理的层面来看，皇帝表现出来的是君心，这个君心要想获得民心的支持，得通过道心来推动，道心既可启沃民心，也可滋润君心。所以，一个正常的社会状态，应该是君心、道心、民心的同向发力，完美统一。 

永乐皇帝朱棣虽然不喜欢读书，但他对权力的掌控却有着非凡的领悟力。他心底清楚，他的篡权夺位，江南民众与读书人是反感的，是不可能真正拥戴他的。在这一点上，道心与民心是一致的。让他这个皇帝真正陷入到“孤家寡人”的地步。

为了摆脱这个困境，他首先想到要做两件事：第一是迁都北京，他的靖难功臣多半都在北方，因此，他在北方的民心高过南方；第二是采辑群书，编纂《永乐大典》。产生这个动机时，也许他心里头一直记着姚广孝的劝诫，方孝孺不可杀，杀了他，天底下的读书种子就没有了。大智大勇的朱棣，不肯让姚广孝的话变成现实。读书人不是爱书吗？朕就编一套前世未有的大书来取悦读书人。有了丰富的藏书，就不怕天下没有读书种子了。 

朱棣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只要他想得到的事，他就立即去做。他首先任命翰林院大学士解缙担任总编修，然后依编纂之需要，第一批集合了147名朝廷及民间的饱学之士，朱棣召聚他们开会，谈了自己对编纂此书的要求：

天下古今事物散载诸书，篇帙浩繁，不易检阅，朕欲悉采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而统之以韻，庶几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观广韻玉篇二书，事虽有统而采择不广，记载大略。尔等其如朕志，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六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

明代各种文献刻本中，对朱棣这段圣旨的记载稍有出入，但大致的意思是相同的，我采用的是明万历刻本的《皇明大政纪》。

朱棣这段话，讲了他编纂这部书的目的，是要将大明之前历朝历代的文献书籍统统搜罗起来，按韻府之书列成条目以备查阅。至于收的内容，则不必删改，见书就录，尽量把所有存世的书籍都找到。至于这套书编成后怎么用，朱棣却只字未提。由此可以分析，朱棣编书的目的就是要保留读书种子，借此向天下的读书人示好。

第二个话题：《永乐大典》与《太平御览》的比较

《永乐大典》由明成祖朱棣倡修，《太平御览》由宋代的太宗皇帝赵光义倡修。论书的规模，《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之最，《太平御览》无法与它相比。但是，将这两个倡导编书的皇帝拿来比较，倒也能看出他们文治武功的差异。

中国的皇帝，凡开国者都称为祖，如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明太祖等等。凡第一个继任者，则称为宗，如唐太宗，宋太宗等等，两个皇帝合起来，即为祖宗。祖只有一个，宗就是顺着次序往下排。唯第一个接班的，可称为太宗，后面接班的皇帝，则不能用这个太字了。朱棣登上皇帝位后，关于自己的称号，倒是费了一番脑筋，虽然他废了建文帝的年号，而是在朱元璋的洪武年号里多加了三年。但因为朱允炆是第二个皇帝，这个事实无法改变，自己的称号就不好意思直接叫明太宗了。而且，他内心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宗”字开头的接班皇帝，而是力挽狂澜再造乾坤的大皇帝。因此，他大胆地称自己是成祖，身份与他的父亲朱元璋齐平。这样，明代就少了一个太宗，而多了一个成祖。一个朝代出了两个祖皇帝，放在任何一个朝代，这都是僭越。但朱棣完全不在乎世人怎么看他，后人怎么说他。他是一个敢做敢为的君主，凡是他决定要做的事，没有人敢说个不字。

宋太宗也是一个武将出身，开国皇帝赵匡胤是他的大哥，他的上位同朱棣一样，也有可疑之处，野史中一直有“烛影斧声”的说法。说当皇帝的哥哥招赵光义入宫饮酒，当夜未归。第二天一早，赵匡胤暴毙宫中。赵光义因此接班当上了皇帝。正史对这件事讳莫如深，天长日久，时过境迁，人们也不再关注这件事了。不过，赵光义黄袍加身后，倒也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君主。他定自己的年号为太平兴国，其意很明显，就是要建造一个化干戈为玉帛，与民休养生息的太平盛世。朱棣定自己的年号为永乐，这意思同样很明显，他要让老百姓在他的统治之下永远的快乐。

这两个皇帝统治中国的时间，差不多隔了四个半世纪。客观地讲，这两个人入承大统的合法性都遭到诟病，但历史对这两个皇帝的评价都是正面地肯定。但若是在文化建设上对这两个皇帝作一个比较，还是看得出差别。

毛主席的诗中“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言下之意，唐太宗与宋太祖这两个人，身上缺点文化，不能像曹操那样上马打仗，下马写诗。其实，这两个人虽不是文人出身，但骨子深处还是喜欢文化的。赵匡胤喜欢读书，礼敬读书人并为此制订了“佑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在中国的开国皇帝中，这可称为仅此一例。“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首诗，说明一个事实，即开国皇帝们基本是不读书的人。宋太祖稍逊风骚，但还是喜欢风骚的。开国之后，宋太祖号召所有武将，都要大量读书。他希望这些驰骋沙场的将军们，从此身上要少一点杀伐之气，多一点儒雅之风。宋朝的第二个皇帝赵光义，就不能说他稍逊风骚，而是独领风骚了。俄国的大文豪高尔基说过一句话“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一样。”用这句话形容赵光义爱书，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宋建国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各国的官方藏书全部运到京师汴梁城集中在三馆存放。这三馆是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后，又下诏到民间求书，鼓励百姓献书，凡献书者一律给赏。由于宋太祖与宋太宗两代皇帝的努力，三馆藏书达到了八万卷之多。从唐到宋之间，经历了五代十国七十多年的分裂与战乱，唐代留下的诸多文化设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量的图书损毁。开创北宋的赵匡胤与赵光义兄弟二人，自觉承担起重建文化、拯救典籍的责任，仅此一点就功盖千秋。

赵光义上位以后，很快就到三馆查看藏书，看到始建于后梁的三馆都成了危房，他说：“三馆是接待天下贤俊的地方，这么简陋怎么行呢！”于是下诏选址重建。两年后新馆落成，赵光义赐名为崇文院。院内仍分昭文、集贤、史馆三馆。三馆各有两个书库，名为昭文书库，集贤书库、史馆书库。

赵光义当皇帝的第二年，就下诏给李昉、扈蒙、徐铉等儒臣，利用三馆藏书编一套书，类书一千卷，名《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名《文苑英华》；小说一千卷，名《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名《神医普救》。

赵光义与朱棣都主持编纂了聚古籍精华的大百科全书，但两个皇帝的出发点显然不同。朱棣编书的目的在于藏，而赵光义编书的目的在于用。

《太平总类》一千卷于太平兴国八年编成，前后用时六年。书成后，赵光义对宰相宋琪说：“史馆所修《太平总类》，从今日起每日进三卷给朕，朕当亲览。”宋琪回答：“陛下好古不倦，以读书为乐，但一天看三卷书，恐怕太劳累。”赵光义坚持说：“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每见前代兴废，则引以为戒。此书千卷，我每天读三卷，一年读完。”看到宋琪表示惊讶，赵光义接着说：“以朕为例，好学之士读万卷书，并不是难事。大凡读书要自己性有所好，若不喜欢读书的人，你再强迫他读他也读不进。昨日我从巳时读到申时，有鹳飞上殿砌，一直到朕读书完才飞走。”一旁的大臣听了，感叹道：“汉代大儒杨震讲学，有鹳鸟衔鳣鱼坠于堂上。陛下读书如此，有类古人了。”从巳到申即是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赵光义读书不出殿门差不多八个小时。鹳鸟在民间被看作瑞鸟。德国的国鸟就是鹳。鹳也被称作送子鸟，落到谁家，该人家就会添丁进口。赵光义废寝忘食地读书，一只鹳鸟飞到殿前的台阶上陪伴他，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祥瑞。那一年赵光义有没有喜添贵子，我没有考证，但是因为他对文化的推崇与保护，在十一世纪之初，他的儿子真宗皇帝时代，先后诞生了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五位大思想家、学问家，人称“北宋五子”，他们是赵家皇帝深耕的北宋文化沃土上长出的五棵参天大树。与他们同时或者稍后的，还相继诞生了唐宋八大家中的北宋六位，他们是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北宋的文脉延续到南宋，在两宋文坛上，除了上述各位，还有朱熹、陆九渊、陆游、李清照、辛弃疾等等。有人说，宋朝的天空是文学艺术的天空，众星闪耀，每一颗星都光芒四射。

宋太宗说到做到，果然用一年时间读完了《太平总类》这部以史书为主的大百科全书。因为他的披阅，这部书被更名为《太平御览》。

历代帝王中，像宋太宗这样倡修大书又读完大书的人，恐怕是绝无仅有。明成祖心雄万夫，编书的气派与眼光，都要比宋太宗宏大。但这套书编成后，他是否认真阅读，或者择其要者而披览，史上都没有明确的记载。明代有一个经筵制度，就是请翰林院的儒臣们为皇上讲解以四书五经为主的治国理政的学问。这些儒臣们，也从没有以《永乐大典》的藏书作为讲稿的底本。由此可见，《永乐大典》书是编成了，但其意不在于用，而在于藏。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明成祖与宋太宗之间的差别。

第三个话题：从解缙到姚广孝，永乐皇帝为什么要更换主编

当皇帝的人，性格千差万别，有三种类型的人多一点：一是脾气大，本事小；二是本事大，脾气小；三是本事大，脾气也大。永乐皇帝显然是第三种人。

永乐皇帝要修《永乐大典》，选的第一个总编是解缙，这一年，解缙33岁。

在明代的历史中，解缙绝对是个经典的话题。他是江西吉水人，18岁参加乡试，名列第一，是为解元。第二年到南京参加会试，与哥哥、姐夫一起高中进士，一门进士，这在当时是一个喧传士林的轰动事件。解缙由此进入翰林院成为庶吉士，这个庶吉士还不算是正式的官职，类似于今天的在职博士。但明代的辅臣，十之八九都是庶吉士出身。被选为庶吉士，无异于鲤鱼跳龙门。这个少年才俊，一入翰林院便受到朱元璋的注意。他研究政务会谈历史，经常把解缙带在身边。有一次私下会见对解缙说：“我与你虽是君臣关系，实际上情同父子。”朱元璋能讲出这样的话，可见他是真的欣赏解缙，他鼓励解缙就时政问题发表意见，解缙因此写了《太平十策》。朱元璋欣赏解缙的才华，但觉得他锋芒毕露，处理政事不老到，有点得理不绕人，于是宣解缙的父亲入朝，对他说：“你的儿子很有才干，但太年轻，朕现在把他交还给你，让他在家再读十年书，老其才而后回朝，再受重用也不迟。”就这样在翰林院呆了三年后，22岁的解缙又被父亲领回了家乡，老老实实闭门读书写作。这一期间，他校改了《元史》，补写了《宋书》，删定了《礼记》，从这些著作来看，解缙不忘洪武皇帝的教诲，致力于历史与朝廷规章制度的研究。八年后，洪武皇帝在南京病逝，解缙闻讯连忙到南京吊丧。当年受到他抨击的一位名叫袁泰的官员便在建文帝面前告状，说解缙母丧未葬，父亲年高90也不奉亲侍养，是一个不孝之子。建文帝听信了，于是下旨将解缙贬到河州（今甘肃兰州附近）担任卫吏。这个安排有点侮辱人，顾名思义，卫吏就是河州首长的一名侍卫兼书吏，连正儿八经的官阶都没有。如果说免官还乡是对解缙的第一次打击，这次贬为边关小吏则是第二次打击。解缙在河州卫吏的位子上呆了三年，幸亏有得到建文帝信任的朋友的搭救，替他说好话，他才回到京城复职，担任翰林院待诏。几个月以后，升任内阁首辅。明代朱元璋在连续杀掉李善长与胡惟庸两位宰相后，因担心大权旁落，便永久地废除了宰相制，宰相的职权由皇帝兼任。天下事儿那么多，皇帝一个人哪里忙得过来，于是找了几位秘书，替他处理杂务，这些秘书在内阁办公，因此称阁臣，正式一点就称内阁辅臣。在朱元璋与朱棣两位皇帝手上，辅臣除了参赞机务，并无半点实际权力。那时的内阁首辅，实际上就是一个秘书组组长。内阁首辅成为天下文官之首，享受正二品官阶，领导五部六院等十八大衙门，那是仁宗皇帝以后的事情。朱允炆任命解缙为内阁首辅，官阶只有六品，仍然是个秘书。这时候，他甚至连大秘都还不是。

就这样一个内阁首辅，解缙干了没几个月，朱棣就攻陷了南京，朱允炆手下的命官，多半人因为效忠下落不明的建文帝，要么贬谪，要么遁隐，要么被杀，命运都非常悲惨。当然，也有一批以年轻官员为主的文官，成为识时务的俊杰，在第一时间内，向登基的永乐皇帝表达了拥戴之情与追随之心，朱棣赏罚分明，凡表示拥护者，一律获得任用，得到他赏识的，还给予重用。

在青年士子中，解缙名气最大，朱棣看中他的才华，也看中他的影响力，于是在第一批留用的官员中，解缙榜上有名，升为翰林侍读，这职务比翰林待诏要实际一些，就是陪皇帝读书。翰林侍读再往前进一步，就是翰林侍讲了，侍读只是陪皇帝读书，侍讲就是给皇帝讲书，称为讲官。能够给皇帝讲书的人，官场私下就称他为帝师。

朱棣让解缙担任侍读，表达了对解缙的信任。这一年，朱棣42岁，解缙34岁，这个年纪能够立身于帝王之侧，在一般人看来，已经是很大的幸事了。

在翰林侍读位子上呆了不到几个月，朱棣又下令成立文渊阁，第一次入阁者，有解缙、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等七人。朱棣让他们参预机务。明朝的内阁制度由此开始。入阁不久，朱棣又升解缙总裁《太平实录》、《烈女传》等书写作与定稿。一年后，即永乐二年，解缙晋升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再次当上内阁首辅，并晋级为五品官员。不到两年，解缙五次升职，成明永乐皇帝手下的第一秀才，如果不是得到永乐皇帝的激赏，这种快速提拔是绝无可能的。

但正所谓祸福无常。就在朱棣任命解缙为总裁，负责《永乐大典》编修这一任务之后，他曾召见解缙等七位阁臣，告诫他们：“你们七人朝夕相处，我经常在宫中称赞你们的勤勉谨慎。往往最初容易谨慎，而最终保持下去的则很难，希望你们能够共勉。”

朱棣讲这番话，在于给这七个人敲警钟。从日后的为官经历来看，除解缙之外的六位阁臣，都把朱棣的话听进去了，他们都善始善终，位极人臣。唯独解缙，朱棣对他信任之深到冷落之快，在旁人来看，都觉得不可理解。但仔细分析，还是有章可循。

朱棣一生最大的纠结有四个，一是元朝的统治者回到蒙古高原而无法歼灭，朱棣曾五次率兵征伐蒙古高原的北元势力，都无功而返；二是朝鲜半岛与东南亚暹罗交趾等地，原属中国之番邦，也一直未能收回；三是建文帝朱允炆生死未卜，传闻藏匿西南或西洋，朱棣派郑和率大型船队前往探访，也一直没有找到这位废帝的下落；四是立太子一事，他一直在长子朱高炽与次子朱高煦之间犹豫。长子接班，这是制度，但朱棣偏偏不喜欢这个长子，而是喜欢次子朱高煦。这个朱高煦与朱棣一样，喜欢舞枪使棒而不喜欢咬文嚼字。长子朱高炽性格儒雅，又是个大胖子，不会骑马，只能坐轿子。因此，朱棣怎么看这个胖儿子也不适合接班当皇帝。因此，他迟迟不立太子。有一次他找来解缙，就立太子事征求意见，解缙毫不犹豫地告诉朱棣，立太子必须是长子朱高炽，这是传位的制度。他的态度让朱棣很不高兴。

朱棣与解缙的裂痕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兹后，在诸多朝廷大政上，解缙的献策都不符合朱棣的心思，这一对君臣的裂痕就越来越大了。终于有一天，他命令将解缙拘捕入狱，最后含冤而死，死时才47岁。当然，这是后话。

接受《永乐大典》编纂任务后，差不多一年时间，解缙就宣告完成。朱棣看了编完的书目，很不满意，认为收录不够全面。于是，在永乐三年（1405），再次组织专班重修，这次的主编，挂帅的是姚广孝，解缙虽然还在编书的监修领导成员中，但不再担负主要责任。

姚广孝比解缙大了34岁，是标准的两代人，姚广孝是苏州人，与解缙都算是江南文人。但两人除了都爱写诗，都是朱棣身边的近臣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姚广孝很早就出家，是朱元璋安排给朱棣的和尚。但是，这位和尚不但没有禁止朱棣的杀伐之心，反而用一些历史典故说服朱棣争当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姚广孝实际是“靖难之役”的主要策划与推动者。所以，一些史学家还把姚广孝列为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军师之一。

姚广孝这个军师，同时也是帝师，他继解缙之后担任《永乐大典》的首席主编，一是说明朱棣对《永乐大典》一书的看重，二是说明朱棣与解缙之间的政治蜜月期已经过了。

解缙主编的《永乐大典》究竟有哪些应录未录的书籍，现在已无从知晓。但是，由此可以猜测，解缙并未吃透朱棣的心思，朱棣要求《永乐大典》的收录数量要超过所有古人编纂的类书，量是朱棣的第一要求，解缙作为当朝最负盛名的才子、学者，多少还是有点文人气，他认为收录前人之著作，决不可滥竽充数，识见低下，以讹传讹，且杂道悖论之书，则弃之不用。在编辑思想上，君臣之间产生了矛盾。君要量，臣求质。君要应收全收，臣要宁缺勿滥，这样就产生了当下的一句话，不换思想就换人。

姚广孝接手这项工作时，已年满70，他一生对永乐皇帝忠心耿耿，每献一计，每定一策，都是站在皇帝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几十年下来，没有出过一次昏招。所谓老臣谋国，姚广孝就是一个风范。

《永乐大典》的编纂，是姚广孝为永乐皇帝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与解缙编纂的一稿，姚版的显著特点是大量增加了佛道书籍的收录。他这样做，一是因为他自己就是个出家人，另一个原因，这样做才符合朱棣“应收尽收”的思想。

清代乾隆皇帝倡修《四库全书》，这也是一部大百科全书，乾隆皇帝的目的是要超越《永乐大典》，他批评《永乐大典》不应该收录僧道之书，这只能说是他的偏见。儒、释、道三家学问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拆散它们，肢解它们，中华文化大厦就会有倒塌的危险。

第四个话题：代代相续的文化建设

历朝历代的当政者，凡有作为的君主，一俟政权稳定，在文化上，都会做两件事，一是修史，二是编书。这是两个优秀的传统。赖此传统，我们的五千年的历史才有据可查，我们的文化根脉才绵延不绝。不为前朝修史，等于过河拆桥；不收藏典籍，就无法薪火传承。

中国的皇家把编纂大百科全书式的丛书，当作是一种责任。张忱石先生在《永乐大典史话》中谈到：“成书于汉代的《尔雅》，就是世界上最古的一部百科性辞书。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修纂过类书。三国曹魏有《皇览》，六朝梁代有《寿光书苑》、《类苑》，隋有《北堂书钞》，唐代有《初学记》、《艺文类聚》、《文思博要》等，宋、元两代修纂的类书就更多了，不光有官修还有私修，其中以北宋官修的《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最为著名。但气魄之雄伟、内容之丰富，却要算明代的《永乐大典》。”

张先生对于古代类书的梳理，可谓全面。《永乐大典》之后，还有清代的《钦定四库全书》，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国家，还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丰富且品类众多的类书。这些图书支撑着中华民族的文化星空与文明大地，也保证了我们中华民族一路向前的永恒动力与精神品格。

自公元1782年，乾隆皇帝主持编纂《四库全书》问世之后，迄今两百余年，再没有以国家的名义纂修新的大类书了。客观地讲，现在要像《永乐大典》那样应收尽收编纂大百科全书，几乎已经不可能了，进入信息社会，现在一年的出版量可能比过去一百年的总和还要多。电子图书的问世，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但从保存与安全的角度，电子读物永远不可能取代纸质的图书。

可喜的是，进入新时期以来